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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东亚沉船考古看唐宋时期珠江口湾区外向型陶瓷业的转型与升级”。先来“解题”。“珠江口湾区”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是一个海洋地理空间概念，它涵盖的范围包括湾区的海域和涉海的周边陆域，海域包括海面、水中与海底部分，陆域包括与海洋发展密切关联的陆地，就是通常所说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湾区内不属于三角洲的陆地、离岸的岛屿等。今天我讲的话题将珠三角置于珠江口湾区这一海洋空间进行考察，是对以往陆地史视野的转换，希望能启发对“湾区史”研究的更广泛思考。其次关于外向型经济，顾名思义，是指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而本次我所谈的唐宋时期外向型陶瓷业，就是指与贸易相关、或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手工生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服务于海外贸易的商品化生产，二是外销瓷的专业化生产。面向海外贸易，这两类陶瓷业都具有外向型属性，但在贸易体系的生产链-供应链中有层级区分，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也有高低差别。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有利于深化认识唐宋时期广州贸易与湾区陶瓷业发展的若干微观轨迹，从更多角度了解珠江口湾区、海洋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某些宏大叙事。

　　泰国湾（旧称暹罗湾）帕侬-苏琳沉船（Phanom-Surin Shipwreck）发现于2013年，是迄今为止亚洲海域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贸易商船，年代约在8世纪下半叶，经研判应属波斯商船，在从中国贸易返航途经泰国湾海域沉没。船载货物中发现了13件产自广东窑口的青釉罐及其残片，其中2件刻有“陈”“吉”字样，推测为窑工或商人为识别货物而留下的标记，此类做法在古代商货生产与储运中较为常见。此外，船上还出土了用于茶叶加工的石磨、古暹罗孟族土陶罐、波斯双耳储物罐及尖足储物陶罐残片等。沉船发现类似珠江三角洲民窑生产的青釉罐，说明该船曾在珠江口湾区经停，或从广州港出发，这些“广东罐”就是商船在经停期间被搬运到船上，作为储物或盛装物料之容器。

　　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Wreck）于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故亦名勿里洞沉船，受到国际学界广泛关注。沉船发现一件长沙窑碗，写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样，“宝历”（825-827）为唐敬宗的年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说明该沉船年代不迟于9世纪20年代。该船为一艘阿拉伯三桅商船，当为完成中国贸易、满载货物返回西亚的航程中沉没。沉船出水器物总数高达6.7万件，以陶瓷器为多，其中中国陶瓷占98%，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及河南巩县窑等名窑产品。由此可见，唐代因国内交通状况改善，特别是大运河开通与海外交通的发展，内陆地区与海外市场建立起直接的经济联系，成为外销瓷的主要产区。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民窑产青釉罐有700余件。与上述专门为外销订制的长沙窑、邢窑等精致瓷器不同，这些“广东罐”制造工艺简陋，胎体较粗糙，形制有大有小。有些大罐内套装小件器物。可以认为，这类广东罐大多不是为外销生产，而更可能是用以港口运输与航海的日常用具或包装容器，日用性与实用性大于商品性。

　　印坦沉船（Intan Shipwreck）发现于1990年代。该沉船船长约30米，宽10米，采用V型龙骨。出水文物1.1万件，包括金饰、青铜器、锡块、铁器、南汉银锭（97枚，每枚重约50两，上刻铭文）、“乾亨通宝”铅钱（145枚）、爪哇金币、玻璃珠及人类骨骸等。该船出水瓷器7309件，其中产自广东窑口的青黄釉罐达4855件，占据绝大多数，其余以越窑青瓷为主，兼有少量安徽繁昌窑白瓷、青白瓷及东南亚、中东地区陶器。值得注意的是，沉船发现南汉国的银锭有些刻有“桂阳监”“盐税银”或“盐务银”及“专知官”等铭文。五代时期桂阳监地处湖南南部，与粤北接壤，原属楚王马殷辖地，为楚地重要矿冶基地。南汉中宗刘晟时占领该地，这些银锭可能来源于桂阳监，或南汉盐税收入，经铸造成银锭后进入对外贸易领域。南汉官银出现在沉船中，暗示该船可能关涉南汉朝廷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官方贸易。相信该船为一艘在五代南汉中宗时期自兴王府（广州）贸易归航的东南亚商船，贸易有较强的官方背景。

　　井里汶沉船（Cirebon Shipwreck）发现于2003—2005年，沉船遗址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井里汶外海，出水文物数量惊人，包括15.5万余件完整器物、7.8万余件可修复器物及26万余片残片。船货种类极为丰富，涵盖五代末或宋初的越窑秘色瓷与青瓷、邢窑或定窑白瓷、7000余枚南汉“乾亨重宝”铅钱、晚唐风格青铜镜、三佛齐风格的青铜镜与金首饰，以及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的陶器、锡料和多种原料及奢侈品。一件越窑刻花莲瓣碗上发现有“戊辰”墨书纪年，应为南汉后主大宝十一年（968），宋太祖开宝元年，北宋建立不久。结合沉船出水大量南汉“乾亨重宝”铅钱与广东产青釉瓷器，推断是一艘前往南汉兴王府贸易返航的东南亚商船，与印坦沉船一样，具有较强的官方贸易属性，反映了南汉朝廷对海洋贸易的深度参与，官方贸易在中外经贸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航海贸易对广州的“路径依赖”，还可以从制度史视角来观察。众所周知，唐朝至迟在开元初年就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形成一套系统的市舶制度，确立起其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和管理中心的地位。宋代以后，这套制度进一步完善，并推广至国内其他港口。正常情况下，贸易是遵循官方制度、在规范管理下进行的，但是不排除不按照制度规定，在官府管制不到或疏于防控的海域空间，违规停泊，违禁走私贩私，形成体制外的非法交易。如果说按照官方制度进行的贸易为常态，则违禁走私可视为非常态，这种非常态贸易是整体海洋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点不可不知。上面讲到南海I号沉船，考古学者认为该船从浙江、福建港口出发后经停广州，再从广州出发，航向海外目的港，大概就属于上面提到的非常态贸易。南海I号沉船出水了大量宋代禁止出口的铜钱、铁器之类物品，属夹带违禁私货和走私行为，显然是有违于宋代的市舶制度，但是受利益驱动特别是路径依赖影响，商船在离开中国沿海最后一个航程中还是停靠广州，装载了一批违禁物品后再次启航。可惜刚驶出珠江口，就沉没在上川岛海域。这一事例表明，“路径依赖”既有制度规范长期遵循形成的惯性，也有故意规避制度所形成的积习。需要指出，“路径依赖”现象也存在于其他重要贸易中心，对考察唐宋时期市舶制度运作实态与变迁，理解常态化或非常态的海上贸易及相关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鉴（Janice Stargardt）教授在讨论印坦沉船时提出，沉船所载的货品证明了一个大规模国际贸易网络的存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存在一个组织完善且规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国制造和外销产品的产业经济的海上贸易网络。确实，在唐宋之间，五代十国时期值得重视，对于岭南地区而言，南汉是关键时期。南汉是带有倚海立国倾向的濒海国家，对海洋经略、南海贸易有实质性作为。广州大学城南汉德陵发现一批制作相当精致的青釉罐，可能是广州地区官窑的产品。这批器物的烧制工艺水平已相当精湛，代表了南汉本地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足以满足宫廷消费需求，而类似器物在东南亚曾经发现，说明陶瓷业与海外市场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秦汉已降，广州作为岭南首位性中心城市，以商业贸易著称。唐宋时期珠江三角洲成陆加快，湾区经济较大改观。从上述沉船考古发现的“广东罐”等“广货”可以看出，珠江口湾区不仅连接者国内和国外两大市场的“生产链-供应链”，而且本地某些经济部门也被卷了进去，出现面向海外市场的商品性农业与外向型手工业生产。唐人所谓“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多牟利于市”，“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并非虚言。阿拉伯人宣称广州是“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天竺“支那寺”时说：“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王邦维先生解释说，支那，梵文Cīna；莫诃支那，梵文Mahācīna，意译大支那，或伟大的支那。古印度称广州为“支那”（中国），亦见于宋代典籍，可见广州在中古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从8至14世纪世界历史可感知海洋贸易的影响力，正如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著《贸易打造的世界》、伯恩斯坦著《贸易改变世界》所揭示出来的历史事实，即“贸易改变世界”。海外贸易成为塑造8至14世纪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海上贸易所覆盖的国家与区域，通过贸易纽带与海洋世界进行物质、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在15世纪西方人推动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由东方主导的、覆盖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东方大航海时代。这个大航海时代，中国港口广州、泉州、明州等都是海洋贸易的重要节点和航运枢纽，在东西方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唐宋中国参与了这一海洋时代的历史进程，不仅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社会经济出现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中外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历史经历了“唐宋变革”“城市革命”“中古社会变迁”等重大变动。历时数百年的社会经济变迁与经济重心南移，既有来自唐宋中国内部力量的推动，也有来自外部世界海洋力量的牵连，海陆互动，内外关联，海洋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此为唐宋以前所未见。